虽然我住在外国，但不能自外于中国

那是我的母国，那些同胞是我的手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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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倬云 史学大家，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摄影/陈荣辉

我也有两三年不常见人，不仅因为疫情，也是因为我瘫痪了，不能出门。即便如此，我的日子也过下来了。不见人也有好处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反省，反刍、检讨自己的行为。从小开始，我的学习就是多方向的吸收、回刍反思，将已掌握的资讯重新组织，吸收其中的未尽之意。直到今天，我每天还会在网上看几份高品质的报刊，以及有关中国大陆、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。《论语》这本书如果再读，我相信还可以找到其中的新意。

所以，我的学习是随机的，和一个人聊天，看看新闻都会有所收获——哪怕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我也会思考一些新的问题。我受困于这个身体，但我的头脑不会停顿，我的思想不会封闭。

我对于中国，与精卫、鹦鹉的心是相通的

今年我九十二岁了，前面四五十年我都在做专业的工作，七十岁才开始做专业外的事情。我的专业是历史，历史是在大宇宙里找一个定点——这就决定了我面对一个问题时，要上下看、四周看，不然我无法理解自己。我从一个历史学家转到如今这个方向，写作大众史学读物，经常和大家讲人生，这并非偶然，也不是忽然决定做的。

虽然我住在外国，但不能自外于中国，那是我的母国，那些同胞是我的手足，中国的建设与我休戚相关。我梦里都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更好，因此不揣冒昧，有求必应。对于问我的话，我倾囊相对，也并非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，我只是尽自己的责任，所谓尽其心而已。我常常举的例子，是“精卫填海”，以及“鹦鹉救火”的故事：“昔有鹦鹉飞集陀山，乃山中大火，鹦鹉遥见，入水濡羽，飞而洒之。天神言：尔虽有志意，何足云哉？对曰：常侨居是山，不忍见耳！”

我不盼望我的话是金科玉律，我有错的时候，我有偏见的时候；我的性子太急，有冒失的时候。但我对于中国的心情，与精卫、鹦鹉的心是相通的：我不断地投小石头，是为了要填满这个海；我不停扑腾翅膀，是想用羽毛上的水滴灭掉森林中的火。树林太大了，但我尽其心。

“知识人”在大陆也叫“知识分子”。我盼望有一天，世界上没有“知识人”这三个字，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知识衡量周围一切的事情：能依靠自己去了解天地宇宙、人生百态，体味心里的酸甜苦辣，痛苦流泪或欢乐微笑。

假如今天必须要由知识人出来说话，有一部分人是专业的人，专业的人有专业的课题要做——世界的知识分科越来越细，非要有人做不可。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群体，但他们不能只谈学问专业的事情，而必须具有大处着眼、远处着想的气魄。人文社会学科，更可以在大问题的方向多费点力。

我认为没有理想的世界，“乌托邦”是不存在的。哪怕是我们认定的理想世界真正实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“旧理想”的毛病出现了，或者“旧理想”构造者懒惰、老化，我们不免又要追寻新的理想。我不是耶稣，我也不是佛祖，我不认为普天下有标准答案，我也不认为人类社会有个终极的“完美制度”可供遵循。

假如真要让我找出一个“理想的世界”，我愿意提出《礼记·天运·大同篇》从“小康”到“大同”的社会理想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鳏寡孤独者有人照顾，身体健康的人有工作做，男女都有家庭；货物要在社会流通，财富不要集中在某些人手中，而是惠及大众。我也希望政府能“选贤与能”。我愿意做一个可以实践的梦。

拳经、剑谱本来都是没有的

所谓人类发展有一定的模式，是18世纪的观念，基于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。那时科学时代刚刚开始，欧洲人前所未有的自信，以为我们掌握了世界的规律、宇宙的秘密，我们可以经由思考、推演、试验得到精确的答案。但实际上，当时的欧洲只是根据自己走过的短暂轨迹，来推测自己的未来，他们并未把亚洲和非洲的过去，作为他们参照的一部分。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，非洲是殖民地，没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，亚洲是过去的、垂老的文明。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：人类的社会未来应由“先进的”欧洲人来思考、决定；这些殖民地、“落后的文明”，应由他们来管辖乃至于教化。这种观念，是欧洲人将自身发展的轨迹，强加于其他文明的结果。

近两百年来中国颠颠簸簸，挫折不断。这中间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总盼着有一面镜子在眼前，我们如同“螟蛉之子”一般，照着模仿就能走向现代化。然而，蚕宝宝的成长路线不可能与萤火虫相同。中国走的这条路与日本不可能一样，中国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。

唐德刚所说“历史的三峡”，“三峡”是长江的一段，中国的黄河、美国的密西西比河、欧洲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之内都没有“三峡”。换句话说，人在人间各有自己的生命轨迹。而国家和文化体，某种意义就如同人：各人有各人的过去，各自有各自的未来，没有一定的模式。

借用我们中国武侠小说的说法：拳经、剑谱本来都是没有的。当然，对于我们而言，其他国家走过的途径是相当重要的参考。我们可以跟着它走一段，也可能不跟着它走，各种可能性都有。

中国是大国众民，不像欧洲是从城邦发展的国家。中国的国土，疆域辽阔；中国的百姓，族群多种；中国的各地区，各有地理的特色——在如此复杂的中国领土内，“社会”从来不是一层，而是从邻里乡党到天下国家，中间有许多层次；而这些“社会”，各自具有空间、时间的特色。如何包罗各自层次的“社会网络”，组织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，各个部分，彼此维持，又彼此牵扯？对此，必须严肃地思考，仔细地研究。

中国过去几百年的轻率和浮躁，是不足为训的。我不愿意唐突先贤，因此不愿意指名道姓。回看历史，大家可以看得出：哪些人在轻飘飘地说空话，哪些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因为这是千秋万世的真理。我们要往前看，往大处看。历史上的恩怨，我们要抛在一边；也不要因为这些恩怨而自己认为得天之命——没有“天命”，只有“人命”。

战争对我的影响极大，不只对我一个人，而是对我这一代人。战争中的种种离乱之苦，使得我后来读史书，分外能理解永嘉南渡、靖康南渡，以及其中人的遭遇和心情。

面对世间种种不幸，我时常怀有“无助的悲哀”，不是为我自己悲哀，而是为所有的弱者悲哀，为所有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人们而悲哀。

这段经历对于我人生的影响，是我发现问题就琢磨，要弄懂它的趋向。假若因此我懂得多一点，理解这个社会多一点，世界上就少一个糊涂人。但是，我仍然常感无助，这是刻在生命里的东西。

我一辈子是个旁观者的角色

我的任何建议，都是因时、因地、因情况而提出的。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药，也没有百吃不厌的菜——哪怕山珍海味，吃到第二顿就觉得味道差了。一个萝卜，饿的时候吃一口觉得很脆、很香，饱了之后再吃，可能就觉得又生又硬。我不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但是很多比我聪明的人，可能不如我会用脑子；我也不偷懒，没事我就找问题来琢磨，一件事情完成以后，我也有检讨它的习惯。

我永远是在找问题、分析问题，但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。如果让我做宰相，大概皇帝会非常不喜欢——你怎么一眼看过去，到处都是漏洞和破绽呢？你为什么不看看刚刚粉刷一新的墙？所以，我肯定不能做宰相，我一辈子是个旁观者的角色。

我没有那么大野心，会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也不觉得我可以找到最大的、永恒的答案。人生在世，有几个大的问题是永远无法解答的：存在与毁灭，以及身体机能的老化，任何人都无能为力。

我所能做的是，在能理解的范围里看见什么现象，我能懂得它，就少一份恐慌，少一份糊涂。我无拳无勇，但我可以不懊悔，我没有害过人。

我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是历史的，也是社会的。因此，我注视的“中国基因”，是政权基础的社会。没有社会“底盘”，上面就无法建构政治的大厦。简而言之，我注视的方向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，是否运作顺畅？是否为老百姓的福祉而统治？

我希望中国人能安居乐业，人人有事情做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不猜疑彼此，人人不彼此压迫，大家能健康快乐地生活。这个愿望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
在我而言，日子不多了。我和太太之间，就生死问题经常讨论，已经能够淡然处之。理解归理解，也有无奈之处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哪天我闭眼走了，她怎么过。这是我心里的悲苦之处，因为我比她大12岁。照顾我的生活，我知道她相当辛苦，常常也会想着是不是应该早点走掉。但是，哪天我走了，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样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死去元知万事空，忘不掉的、盼望的是回到父母身边。为什么我们要在故乡买坟地？为什么要将祖父母、父母和兄弟的墓摆在一起？就是这个道理。

今生我还没到终局，我能做的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尽其在我。

作者：许倬云

访问、整理/陈新华

编辑：杨时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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